这个周末，我没有待在家里，也没有和同事骑自行车去郊区，只是借了朋友的一部车，一路的开着，穿越了街道，穿越了城市，穿越了下一站的叹息，来到了乡下的老家。
我想静一静。
生活的这个城市就像一个巨大子宫，每一份子都在貌似平静中上演着不安分，失败了的、死亡了的、失落了的、受伤了的，都好似变成月经流了出去，无需半点悲悯。在惨淡的身边，我们都在找寻什么呢？一切有关严肃性的，都在遭受“伪现实主义”的恣意调侃，正经的不如不正经的，或者假装正经去迎合；那些伟大与崇高的概念倍受冷落，生硬地遗弃有意识的不屑中；无信仰成为最高的信仰，谁都在想当皇帝却谁都在做着奴隶。我感到了厌倦，更无法使自己臻于纯粹，仿佛只剩下活着是唯一的出路——一个时代总会有一个时代的悲剧。可是我真的感到悲伤！
我把车停在我家老房子的院子里，由于这里常年没住人，所以院子里是杂草丛生，在车碾压过的地方，芳草深深地陷进了车辙的泥土里。我母亲常用“坟上长草”来比喻早已死去的人，此时，我看到了这里长满了草，心中不免滋生出许多的忧愁来，这里曾经是装下我童年的地方，如今全被丰富的植物生命覆盖了。我孤零零地站在老房子前，怀念着有关的这一切。
我出生的这个村庄叫石下村。那时候，我住我爸爸的房子，我爸爸住他爸爸的房子，我爸爸的爸爸也住爸爸的房子，但这绝没有三套房子，如你所料，这一座老房子整整住了好几代人。在我的记忆里，这座老房子是一个大整体，外部是黑瓦麻砖，内部是木梁板壁；一个阔阔的天井开四方，大门偏在东南角———座典型的徽派建筑，乡语谓之地主屋。是的，我曾祖父就是地主，不过，那是他前半生的身份。他老人家嗜赌，早把家产输了个精光，但这也给他落了个好，在后来的社会运动中逃过了一场劫难，是值得庆幸的——还地主呢，早就一穷光蛋了。或许有人要站出来说话了，这不是余华写的《活着》的故事么？对此，我还真有话要论一论呢：余华写的故事是好的，但立意有点自作多情了，因为那样的故事在当时的中国普遍都是，我的曾祖父是我的曾祖父，也是他书中的福贵，最起码书名冠名“活着”就顽固了，是不是要告诉人们这才是人生的哲学呢。当然，我对余华并没有恶意，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至于还有人会问我：这座地主屋后来为什么没有输给“龙二”或者是打地主时为啥没分给贫农呢？我是这样认为的：当我曾祖父在鬼迷心窍地摇着色子的时候，想了一下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祖父，没有把房契押上去；后一个问题应该这样解的：到了后来，全村没有谁比我曾祖父还要穷的了，他最有资格分自己的地主屋。
因此，这座地主屋从祖上到现在一直都是我们家的，但归根到底，它是属于岁月的，岁月的飞逝把它变成了一份无实体的记忆，老房子一点点地塌圮了，它已经不是原先一整体的大院房了，所以我老家现在的老房子只不过是原先房子的一部分的修缮体。江南多阴雨，加上这房子的确有些年头，每一次的磅礴大雨对它都是一种“洗礼”。以前听母亲说，我出生的那天晚上，就因为连续下了十来天的雨，西厢房就泻塌了一堵墙——我出生在多雨的夏季。当然，像那样传统结构的房子，一堵的坍塌并不会导致整座房子的垮塌，因为它是由外部砖石结构和内部木梁结构两部分组合而成的，而受力部分完全在于内部的木梁结构。别以为砖石比木头牢固，在平衡地心引力方面木头可要稳定的多，这就是为什么在地震中倒塌的基本上都是砖石结构的房子，而木结构的房子却要好的多，这一点我还真知道，因为我住过木结构的房子，虽然没经过地震的检验，有点扯远了。可说来说去，人最终还是没把我家那地主屋撑起来，主屋的墙倒了就去旧砖窑里捡点碎砖头把它补起来，厢房的墙倒了就干脆连梁都放倒，所以这座地主屋变的越来越小，越来越不成样子了，直到现在变成了我老家那座铁锁把门无人居住的老房子。我想，如果这座老房子又要倒一堵墙，那么请接着倒第二堵吧，过去了的终究是要带走有关过去一切的。
房子是很老了，除此之外，还有关一个很老的人。
以前在我们村流传着这样一句俏皮话：直木良坐木良，枫树底下想幺娘。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顺口溜是在我们村的一位老太婆那里，那时我与她孙在她家的地门墩上玩蚂蚁，蚂蚁从她家的地门缝里叼出了一堆的沙石子。这位老太婆枯瘦的像个稻草人，坐在油光滑溜的芝麻凳上，她一开始夸我的头大，说：头大得官子。意思是以后我长大了会当官。之后她又叨叨絮絮地说了一大通，我完全不明白大人自己跟自己说话都会那么的有劲。最后她就那样说到了，还带了些花腔，我听后就一脚把蚂蚁踩死，不跟她孙玩了。我踩死蚂蚁是因为我不高兴，不高兴的原因是因为这位老太婆说了我太奶奶，幺娘就是我的太奶奶。木良是我的太爷爷，但那时我不知道什么是这木良那木良的。当然，现在想起这句顺口溜来，它并不是什么刺人的话，按现在的话来说，它是属于民间传唱艺术，陕西民歌谣《三十里铺》唱的不就是三哥哥和四妹妹的真实爱情故事么。这样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