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行领导最初采取观望的态度，不知道自己属不属于打考勤的范畴。结果，他们发现从实行考勤制度的第一天起，严锋清就规规矩矩地在考勤簿上签名，而且经常出现在等候签到或者签退的队伍中。
赵国栋和另外三个副行长也只得老老实实地打考勤。
和普通干部员工站在一起等候打考勤，让行领导们感觉很没有面子。他们难免心生怨气，可又敢怒而不敢言。大家都指望这种把戏只是严锋清做做样子，新开的茅房香三天。
暂且忍耐忍耐吧，说不定过一段时间就会不了了之，一切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外甥打灯笼——照旧（舅）。
不只是几个行领导，几乎所有的干部员工都抱有这种的幻想，而且都认定这种幻想一定会变成现实。
正在人们带着侥幸的心理等待着考勤制度夭折的时候，严锋清又提出了要实行周末行领导轮流带班制。
我们已经知道，不管是休息一天的“小周末”，还是休息两天的“大周末”，包括节假日，只要是不上班的日子，a银行孝北县支行都会安排干部轮流值班，保证银行内外部信息畅通，及时处理重要、紧急、突发事项。但参与值班的干部，仅限于中层干部，并不包括几位高高在上的行领导。
严锋清之所以要把几个行领导拉进来“带班”，并非存心与班子成员们过不去。促使他作出这一决定的，是因为他上任不久就收到了上级行转发的国务院文件。主要内容是：自1995年5月1日起，在全国普遍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
一个星期工作5天休息两天——这在国外算不上什么新鲜事。早在1926年，美国汽车商亨利·福特就在自己的公司里实行了这种制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每周工作40小时的新劳动法规在美国获批实行。世界上一批发达国家也相继采用，陆续有100多个国家实行5天工作制。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世界上最贫穷的44个国家中，也有28个国家实行了5天工作制。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实行的是每周6天、每天8小时工作制。从1994年3月起，我国试行“隔周5天工作制”，于是就有了休息一天的“小周末”和休息两天的“大周末”之分。现在，国家终于明确规定，全面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了。
“双休日”的到来，无不让人拍手称快、欢欣鼓舞，但同时又带来一系列新问题。不上班的日子多了，各单位的安全保卫工作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尤其是对于银行这些比较敏感的金融机构。
a银行总行在转发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时，对加强“双休日”和节假日的值班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严锋清推行行领导周末带班制度，实际上是为落实上级行的相关要求而采取的措施。
支行五个行领导中，除李金林家在孝北县城以外，严锋清、赵国栋、林辉家在孝天城，孙建伟家在大悟县，有四个人都是“走读”干部。以往，他们一般是周一来上班，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回家，来去都由支行的小车接送。现在要求这些“走读”干部呆在孝北县过“双休日”，面临的挑战还是比较大的。不说别的，光吃饭就是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
支行职工食堂只有工作日才开伙，做饭的师傅是从花园镇农村请来的临时工。人家也有休息的权利，不可能在“双休日”到支行来给值班人员做饭吃。“走读”的行领导们又没有自己做饭的习惯，带班时，肚子问题如何解决？
平常日子，如果遇到县委、县政府要开会，或者担心上级行周末搞突击检查，或者有什么其他事情耽搁了，“走读”行领导偶尔也会留在孝北县城过周末。他们要么陪客吃公餐，要么被银行大院的同事们请到了家里，吃饭喝酒打麻将，享受一条龙服务。但那种情况毕竟比较少，就算麻烦打搅别人也是有数的，现在轮流带班就变成了一种常态，不可能餐餐都去同事家里蹭饭吧？
严锋清是第一个践行周末带班的行领导。他之所以让办公室这么安排，有率先垂范的意思，想以实际行动为其他行领导做个样子。
那是一个“小周末”。星期六下班时，严行长果然没有让司机小秦送他回孝天城，而是径直走向职工宿舍楼最西边单元的楼洞，回到银行安排他住的那间单身宿舍里。
严锋清孤孤单单进入宿舍楼四单元楼洞的身影，恰好被在办公楼二楼排队等候签退的王加林看见。
加林心里当时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其中有对严行长“正人先正己”的佩服，更因为他这个办公室主任没有安排好领导的生活而内疚。他很清楚，严行长的单身宿舍里根本就没有做饭的地方和厨具，领导是没有地方吃晚饭的。
近段日子，王加林一直跟随严锋清东奔西走，几乎把孝北县的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都跑遍了，到处烧高香、拉关系、拜码头。这种完全不同于赵国栋的搞法，让加林觉得耳目一新。
当行长的，就应该是这种外向型性格！哪能整天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像个家庭妇女，如同小脚女人一样，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纠缠不清？由此及彼，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