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是瑰丽的油画，有些则只是简单的线稿，像是匆忙画就。
“都是国三那年手术前后画的。”
幸村大方地把画板翻过来给我看，油画布或画纸背面清清楚楚标注了日期——果然分布在他几年前那次手术前的静养和术后康复的阶段。
“那时候心情真是糟透了。上手术台前担心不能活着下来，活过来了后却还是不能运动，不能打球，出门时必须有护士跟着，回学校看见的只有别人怜悯的眼神。有这么段时间我是真的感觉自己废了，虽然嘴上还坚持说要回到球场全国制霸，但事实上，后来的失败，当初就已经预见了。刚出院的我，走路无法坚持四十分钟以上，偷偷跑去家附近的球场试球拍，却发现自己甚至没法把球打得远过普通的国小生。我逐渐发现，我唯一捏得动的似乎就只剩下画笔了，所以只好一个人回家偷偷地画，像发泄似的画一些疯狂古怪的东西，简直就像发明了一种只有自己看得懂的图画文字。画好就再把它们藏起来，也不敢让父母看见，否则难免会被担心我的他们送去心理医生那儿谈话。直到后来的某一天，我又一个人在球场边上的角落坐了很久，最后居然睡着了，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我一个人走回家，那时候路上已经没什么人了，我吹了会儿冷风，脑子里开始慢慢清醒。我开始担心父母是不是在为我的晚归着急，我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又在半路晕倒，但这些担心很快又被别的东西替代了——我开始观察周围的街景，天是墨蓝的，没有月光，住宅区的灯都亮着，里面的人或许正在看电视。一切都和我在鬼门关走了一趟前没什么两样。我这才发现，我丧气也好，废了也好，甚至赌气去自杀之类的也好，再怎么折腾地球还是照样转，没什么会因此改变，想通了这些，心境才慢慢平静了下来。从那时候我开始明白，有很多时候，不是我们选择了命运，是命运选择了我们，而我们能做的只有勇敢地接受。”
难得多话的演讲者从画板里抽出一块给我看，问我：“柳生，看得出这是什么吗？”
“海。”我言简意骇地回答。
黑蓝夹杂的晦暗色彩，杂乱分布着微小的光点，画面深邃得仿佛会把人吸进去。
“再看看，这些呢？”幸村不满意，又指了指那些光点。
“船灯，反光，之类的。”
他狡黠地笑了，“说错了，”幸村说：“这些是海怪的眼睛，他们潜伏在海水之下，偷窥凡人的世界，却只看自己想看的那部分。”
它们永远只是旁观者，它们以为自己看见了真实。
或许我可以省去面对藤川时那些时而停顿，时而磕磕绊绊的讲述方式，来用一种更简洁的方式，为我的读者讲述这最后的一段故事。事实就是，我遇见了矢部先生，却发现曾经的政客不仅丧失了光鲜的外表，连处事不乱的气度都已经消失不少。但好歹，在对我这个不知情者做记忆补充的那几十分钟里，他还是多少控制了情绪，没有直接把我掐死在东京近郊。
“真希望你也能经历这一切，我指香织的那部分。”他只是平静又恶毒地诅咒道。
我理解他。弥留之际又心怀怨恨，在这种心境下的口不择言，我没有丝毫必要去责备。
而这一切可以从麻生告诉我的那部分故事结尾开始——
那一年，麻生的哥哥被接回藤泽养病。对于已经搬往横滨的我而言，说不知情也无可厚非。而在当时，负责为他诊疗的正是我父亲所在的医院。又由于麻生季光病况复杂，医院不得不组织了讨论组，其中的经手人之一，就是我的父亲。
在一周之内，他们很快制定了阶段方案，最开始的药物控制确实效果显著，但也显然不是长久之计。这时有人提出了器官移植，虽然费用惊人且存在一定风险，但一旦手术成功，并顺利熬过排异反应，麻生季光很快就能回到正常人生活；虽然无法百分百像普通人那样健康，但日常活动只要一些基本调理就能维持，而不用年复一年接受越发复杂的普通治疗，进行一场病情，治疗和抗药性的角逐。
麻生的父母为他选择了后者。为了筹集手术费用，他们生平头一次接受了贿赂者的献金，并凭借麻生父亲的职务冒险占用了部分养老金，原本打算等一切过去后慢慢归还，却不料早一步东窗事发。
而他们的不幸远不止这些。事实上，当手术方案敲定，第一部分的资金归位后，麻生一家，以及整个医疗小组又面临了第二个问题：所需要的移植器官缺少供应。这并不是他们的错。毕竟器官移植并非超级卖场的采购，你无法在一堆新鲜肉类里找到需要的人类器官。
起初他们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终于在东京的一处医院联系到一位各方面条件匹配的捐献者，但当所有的手续全都办妥，手术已经排上日程后，从东京却传来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捐献者的家人反悔了，他们甚至愿意赔偿违约金，只为撕毁最初签下的捐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