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学习生涯最灰暗最低潮的时期，期中考试我竟然跌到了第九名，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我猛然警醒，我的目标是考大学，北大中文系是我朦朦胧胧中的目标，绝不能这样浑浑噩噩下去。我不知道我能否考上，但我要为此付出努力。考大学，首要的是要解决政治问题，不能像中考时那样，整日为政治能否过关而忧心。我要入团，使自己锁在“政治保险箱”里。
于是，我递交了第一份“入团申请书”，并找李兰谈了我的愿望。李兰是我班的团支部书记，她说：“我会安排的，你要好好努力。”两天后，她告诉我：“王梅是你们团小组长，张然是支部组织委员，她们俩是你的培养人，你找她们谈一谈。注意和她们搞好关系。”
王梅小学就和我同班，黑黑的脸庞，黄黄的牙齿，眉头有一颗豆大的痦子，衣饰也不太讲究，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埋汰人”。学习一般化，别无所长，在我眼里这个人像不存在似的??????
张然，她家可能从山东过来的时间不太长，说话还带有浓重的老家味道。两个颧骨特别高，牙齿有点前突，嘴唇有点不够长似的，闭嘴有点费劲。特别是两只眼睛，不仅眯眯着，而且距离鼻梁这道中线远近不一样，当她和你面对面时，你不知她瞅着哪儿，你还以为她和你谈话漫不经心呢。
这两个人对我的培养，那可是绝对严格，几近于严酷。
首先，我得自觉学习团章、**著作，写心得、写体会文章，定期汇报。我明知道这是形式主义，但我还得认真对待，生怕别人说我敷衍塞责、皮里阳秋。
其次，要时时、处处走在别人前头，表现出一个团员应有的觉悟和行动。于是，我给自己规定，争取每天做一件好事。每天下课我就把黑板擦干净；放学就帮值日生打扫卫生；定期检查、修理班级的桌椅板凳；黑板发白了，我就自己掏腰包买墨汁，刷黑板；自己掏腰包买**著作单行本，建立学习园地；我自己分内的事，更是积极主动，不要任何人催促提醒。我是学生会宣传部长、班级宣教委员，我把学校广播站交给王贵打理，定期更换学校和班级板报。我积极参加班级和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劳动更是干在全班最前面。秋天，学校接受了镇交给的头道沟河清淤并修筑从水闸到后台屠宰场这一段河堤的任务。这一段河堤有两千米长先是把河里淤积的沙石起出来，挑到指定的地点筑成堤基，然后在里面砌上石头护坡，任务很艰巨，活很累。女同学装筐，男同学挑挑，工具自带。我家的土篮都是我父亲自己编的，比一般人家的都大。别人是两个女同学給装筐，装到平筐就挑起来，慢慢悠悠、晃晃荡荡地走了。我是四个女生给我装筐，装到平筐就叫我挑着走，我说：“不行，再装。”李兰说：“行了，别逞能，时间长远着哪，累坏了怎么办？”我说：“没事，反正是一趟，装少了，光炮道了。”直到装上尖儿，我颤悠悠地挑上不断加高的坝基。一连二十多天，我没挑过一趟平筐，压折了三条扁担，压碎了四副土篮，直到我家的土篮全部用光了。砌石头时，我们负责搬运石头，我总是挑大块的扛。有一块石头太大，我举了几次都没发到肩上去。我来了犟劲：“我不信就治不了你！”我把石头先搬到石头堆上，然后再往肩上扛。我努力搬起石头的一头，哈腰把石头放在肩上，两手撮在石头底部，腰和双手一起使劲，石头终于离开了石头堆。可是，还没等我直起腰来，石头出溜下来，一下子砸在我的手上，右手中指的指甲盖立时像高射炮一样直立起来，血一下子流了下来。我用左手攥着受伤的手，疼得跳起脚来。同学们围了上来，领我到校医赵汝曼那儿进行了包扎。赵校医给我开了假条，叫我回家休息。我把假条往兜里一揣，又去扛石头了。事后，学校要表彰一批在这次劳动中表现突出的人，同学们一致推荐我为“劳动模范”，我把这个光荣称号让给了我班的劳动委员齐儒。朱常老师又向学校申请了一个名额，使我也获得了“劳动模范”的称号。
半学期过去了，我入团的事一点影响也没有。我没有泄气，继续奋斗了一个学期。我找王梅、张然征求意见，她们异口同声地说：“你表现不错，要经得起组织的考验，继续努力。”不管她们对我的要求多么苛刻，我下定决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后来，于美业说我：“你的团徽是用手指盖换来的。”我不以为然，我能够入团，纯粹得益于一次意外事件——
假期里的某一天晚上，我去看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很被草原风情所打动，回家的路上还沉浸在草原生活的情调之中。回来后，母亲告诉我：“有两个女生来找你，叫你明天八点到学校去有事。”我三妹说：“一个是王娟，一个是蒋琴。”她这一年考入了初中，我们两个教室隔着一条道，房山对房山，所以对我班的人比较熟悉，能叫的上名字。王娟和蒋琴家都在大栗子住，都来自大栗子铁矿中学。王娟是班级的文娱委员、语文课代表，穿着整洁，虽不时髦，但衣饰别致，绝不与人雷同。人很秀气，虽不孤傲，但给人洁身自好、清浊有别的感觉。蒋琴是学生会副主席，一贯表情严肃、一板正经，与人格格不入。说话节奏很快，眼睛卡巴卡巴的，像杨排长说古兰丹姆“眼睛后面还有一双眼睛”似的，所以有人称她“